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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税痛源于民众的被剥夺感》读后感
这篇文章中主要探讨了“税痛”的产生原因，指出它并非仅仅源于税负高低，更在于国家征税权是否受到限制，民众有没有权利参与税法的制定，能不能决定税款用途。同时，文章批判了国家税务总局对于福布斯发布的“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”的过于夸大中国税负情况，以及人民日报使用宏观税负为指标来评价我国“税负痛苦”程度存在些微“避重就轻”之嫌，强调“税负痛苦”与“税负”是两个概念，不能直接联系。
如文中提出的那样，“税负痛苦”实则是一个主观判断。如何了解人民缴纳税收是否“痛苦”，应当从人民的一般生活实际出发，好比一个人如果在交出自己最重要的东西之后，如何才能抹平自己心中的不平衡感：第一，要么就是这个人本来拥有很多，对于上交的东西对于他所拥有的本就是九牛一毛；第二，或许就是这个人在失去的同时能够得到相当的补偿；第三，可能会有其他利益相关的事情影响着他。无可否认的是税收是国家对于人民私财产的剥夺。与此同时，分析人民缴纳税收的痛苦根源不单纯从“税负”的高低出发，还应当从社会福利水平高低、人民收入消费水平高低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解析。然本篇文章作者另辟蹊径，从税收法定原则出发，分析了税收征收应该征得公民同意并制定法律，否则会侵犯公民财产权。然而，中国的税收立法权却被全国人大放弃，导致国务院不断开征新税，甚至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一纸通知就能征权，而民众苦于却毫无抗辩之权，这才是我国民众“税负痛苦”很高的真正原因。
通过阐述全国人大放弃税收立法权的现象，揭示税法立法权出现偏颇的本质，也就是导致税收征收不能真正做到征得公民同意并制定法律，如果不能征得人民对于税收立法的建议，也就不能真正了解人民对税收存在痛苦的根源，比如在关于个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加班取得两倍或三倍的加班工资，是否属于“按照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、津贴”这个问题上，国税总局已作出明确解答，个人在法定节假日的加班费不属于国家统一规定发给的补贴津贴，需按照工薪收入纳税。国税局这样的回答似乎并无什么不妥之处，但这显然触痛了公众税感，尤其是近些年来，疫情下的群众生活质量也受到较大冲击和影响，根据近年数据报道，2022年12月份，本地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.4%；外来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.7%，其中外来农业户籍人口调查失业率为5.4%。这种特殊时期下的民众税感神经日益敏感，各种与税收相关的话题也就很容易成为热点话题。正因如此，人民才更应该参与到我们国家的税收制度的制定中来，成为税收活动中的主体，并且，政府不能罔顾民众的税感神经被一次次触碰和被剥夺感。政府应当坚定一种意识，税收不仅仅是财政收入的来源，更是国家与公民之间为了公共需要达成的财产让渡协议；公民在主动缴纳税款的同时，也应该关注税务政策的制定和税收的用途，对于不合理的征税方式和用途，应当通过正当渠道和方式向相关机构提出请求或建议。
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，中国的税收体系相对有不完善的地方，例如税种过多、税率过高、税收体系不规范、征收方法不透明等等。税收不透明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支出不透明，纳税人对于自己税款的去向往往处在一个不明和模糊的状态，数据的公布也仅仅只公布一个大概方向，比如最新2022年税收支出公布关于教育、科学技术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交通运输等情况的总支出额以及增长率，对具体支出方向便不得而知，群众不知道自己的税款去往何处，自然就会产生恐慌质疑的情绪，随之而来的抱怨声音也就越来越多。
在2012年中秋、国庆双节前期，中央电视台推出了《走基层·百姓心声》特别调查节目“幸福是什么？”。央视走基层的记者们分赴各地采访包括城市白领、乡村农民、科研专家、企业工人在内的几千名各行各业的工作者，提问的问题都是“你幸福吗？”。什么是幸福？在电影《求求你，表扬我》中，记者王志文问农民工范伟：什么是幸福？范伟答：幸福就是我饿了，看见别人拿了个肉包子，那他就比我幸福……或许比较才是没有意义的，争论“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”中的数据是否真实更没有任何现实性意义，真正应当关切的是人民群众的“税收感受”，如果人民真正感受到没有“税痛”，人民生活幸福和美好，那对于排行榜的排名也就可以做到一笑置之。既做不到关切人民“税收感受”，又对于外界的负面评价故作声势的反驳，实在哀之、叹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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